|
就在新年的第一日，竟如此意外、如此惊人地传来了噩耗，我素所景仰的前辈学人汪瀰先生因遭遇车祸，遽然离世！ 汪瀰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的出版家，是于宗教文化方面贡献甚巨的大编辑，他参与策划并运思编辑的《走向未来》《宗教与世界》等学术丛书都广受士林推重，而最近几年，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有关印度学的《瑜伽文库》，更是印度瑜伽思想中国化的接生婆，它们推动了中国瑜伽学术的深度发展，哺育了无数生命真理寻觅者。
现在，许许多多关于印度经典的好书也正在他的筹画之中，却横遭逆风，痛失巨臂，令人扼腕。 我接到浙江大学王志成教授的信息后，一日无语，整个人被巨大的悲伤裹住，几乎无法自拔，在新年的喜庆当中、在友朋的聚会时刻，尤其不忍直视此事！ 刚一开始，收到王志成教授转来的信息“汪瀰先生昨晚横遇车祸、意外身亡”，我心中颇难置信，因为就在圣诞节的同一天，汪先生还与我在微信上就《行动瑜伽》的重版与修订往来交流；更早一些日子，则是关于《直抵瑜伽圣境——〈八曲仙人之歌〉义疏》的广告词与封底、封腰的语句之勘定；王志成教授还告诉我，他们正在商谈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奇书《昆达利尼瑜伽心理学》的出版，此外，更不用说在汪先生手头已有诸多典籍成稿待出，如《唱诵瑜伽》《胜王瑜伽》《虔信瑜伽》《智慧瑜伽》《吠陀智慧》等……我当时心想，如果这是真的，那确是中国瑜伽学术的大厄！很快，种种消息陆续传来，汪瀰先生已经离开人世一事得到了证实！ 斯人已逝，天地含悲，世情还在人间流转，而故交却已天人永隔。
元旦我忙了一天，于夜梦里惊回，彼时的我，还在记挂着汪瀰先生的离去；早上，我又记起王志成教授的郑重叮嘱。我正不知该如何自我开解、如何作文纪念汪先生之时，有一好朋友给我留言道： 于伟大的正法正道的传播事业来讲，先生逝去，是巨大的损失；于弘道中的同路人来讲，则悲痛之余，更是道心坚固，犹如金刚，以承先生之遗志。 另有一位瑜伽界的朋友给我发来了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一段话： 空寂越是渗透我的存在，我越是觉得生活中有一种奇特的双重入口般的觉知。一方面，每样发生的事，从最好的到最糟的，都是平等的神性之光，我几乎无法区别它们。这是一个奥秘：在这份觉知中痛苦和快乐是平等的，最悲惨的灵魂与最神圣的灵魂在这明光中都是平等的。落日和朝阳带来的是相同的喜悦，在这遍布的光华中，一切的事物都如实存在着。当我正接触这遍布的光华时，我听到最敬爱的休斯顿的城堡快要倒塌了。我的感觉却只是如如，一切还是美好的，一切仍然妥当，那永不休止的荣光，仍旧放射着光芒。 我知道朋友们是为了安慰我，我也理解生命当中，有着暂时的悲伤，更有着永恒的喜乐，况且身在节日的假期，耳中笑语，心中悲歌，对威尔伯的这段话尤其有了深度的共鸣与体会。但是，作为深爱这世间诸种情分的中国人，想到印度哲学中的三身（trik y h）之说，而尚处在“粗身”（physical body）之中的我，毕竟还牵挂着于粗身世界里遽然消失的汪瀰先生！ 其实，我远无资格来谈与汪瀰先生的友谊，因为我至今还没有亲见过汪瀰先生一面，纯是道义与精神的相会，但汪瀰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认识了他，便无从忘记他的严谨，他的温厚，他的行动力与智慧力，以及他的悲心与文化的担当。 我最初知道汪瀰先生，是当年阅读四川人民出版社陆陆续续推出的《宗教与世界》丛书，也是借助这套丛书，我知道了约翰·希克、鲁道夫·奥托、朋霍费尔，还读到了汤因比的《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与日本人池田大作的许多关于佛教的对话录。但真正有过正式订交的，则是在汪瀰先生编辑由我翻译、后于商务印书馆问世的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行动瑜伽》之际，尤其是在我自印度回来之后的日子，他阅读了我为王志成教授《八曲仙人之歌义疏》所写的序言，因为里面有我自己的一段渺渺心路，故对我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蒙他赞赏云：“你的文笔确实很好，能把学术文章写得如此激情洋溢，确实少见。” 而一开始在《行动瑜伽》的编辑当中，我们之间并不是马上就进入默契，最初，他回过我一封信，语气十分客气： 尊敬的闻中先生：您好！ 收到您昨天发来的斯瓦米 跋伽纳南达为《行动瑜伽》所写的序言，和您自己为该书写的导论。我觉得，这篇序言和导论都非常好，确实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特别是您写的导论，对辨喜其人及其思想的介绍和理解，都非常到位和精彩，我表示认同和赞赏。 与此同时，近日来我认真审读过您翻译的《行动瑜伽》开篇的部分译文，觉得还不太尽人意。其中有理解方面的问题，有表述方面的问题，也有个人语言风格与大众接受能力脱节的问题。其详细情况可见于我发给您的经我修订的部分译文中，其中批注中所写意见，并非针对这一处，而是对全书的要求。 当然，我的理解和修订也并非完全无误，有些地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切磋和商讨。但此书的译文，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和修订，方能出版，此点请您理解。 祝好！ 汪瀰 在翻译当中，我为追求语言风格，常常一意孤行，一旦自以为理解了原意，便以自己的文风出之。在一贯严谨的汪瀰先生看来，此乃学术翻译之大忌。我彼时还没有完全领会他所说的“……也有个人语言风格与大众接受能力脱节的问题”之真义，心中颇不服气。后来细细拜读了经他手批的校对稿，他不仅反复校订，甚而推倒重来，页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红色标注，连一种语调、一个句点也没有放过。面对这份罕见的认真与执着，我不仅彻底明白了学界长者的真诚与耐心，更体会到将印度的思想，尤其是辨喜尊者的瑜伽思想，原原本本地以汉语呈现之重要。 |
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