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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公布获奖名单，其中上海作家小白凭《封锁》获中篇小说奖。2011年3月20日出版的第131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登了作家孙甘露对小白的访谈，现重刊。
提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我们想到的不仅有巡捕房、工部局、买办，还有青帮大亨、工人运动领袖……在光怪陆离、充满神秘色彩的背景下，各色人等为了各自的理想在此拼搏、角力。上海新锐作家小白的长篇小说《租界》于近日出版，应《上海书评》之邀，著名作家孙甘露与小白就这部新作中的那些事儿对谈，在革命话语、宏大叙事之外，租界其实有更多的意味等待我们发掘。 孙甘露：小白的新书《租界》的背景始于民国20年3月份，结束于次年2月，也就是1931年前后。这一年是共产党建党十周年，已经开了六次代表大会，距离辛亥革命也有二十年，离日本人全面进入华北还有六年时间，这一年9月份已经发生了“满洲事变”。 在这个时代的上海租界的架构以及它与华界、民间社会的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书中也有涉及。在上个世纪初，上海可以算作一处“飞地”。作为作者，你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如何认知1931年这样一个年代的？
小白：这很像那个假设性的提问：如果给你选择，你想回到唐朝还是宋朝还是汉朝？实际上对它的回答基于答题人的认知，你认为“唐朝”或“宋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安全的旁观者，我希望回到一个“热闹”的时代，一个“有戏”的时代。 当然这个也跟我自己上一部小说《局点》有关。写完《局点》意犹未尽。可以把它说成是《局点》里的“我”觉得不过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穿越到三十年代初。同样是一个社会共识断裂的年代。如果说八十年代有一个（我们不妨说它是）“改革”共识，那二十年代确实有一个革命共识。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一个具有无穷“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机会”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动员，年轻人从乡村、从腹地朝大城市跑，朝法国、日本跑，去革命的黄埔军校，去更加革命的上海大学。城市市井都在动员。我翻阅过当时的报纸，1927年当北伐军要进上海的时候，居民按照街坊组织起来，成立居委会，集体抗租。大家都革命，不付房租，结果上海的房地产业在那个半年内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然后，“啪”的一声。1927年，“四一二”上海清共，武汉清共，共识断裂，社会进入一种巨大的“休克状态”，“shocking doctrine”，可以不太精确地借用娜奥米·克莱恩那本书的书名。 暴力升级，社会和个人的疼痛感的阈值越来越高。“疼痛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说是《租界》这部小说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看一些“老男人”的回忆录，动不动说我们那时候怎样怎样打架，七八十年代，王朔姜文叶京小混蛋东北孔二狗。他们说我们上海男不会打架，嗲来兮，误以为这是一个地域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不同时代人的疼痛阈值高低不同的问题。我记得小时候（八十年代初）去牙科拔尽根牙，淮海路牙防所，医生不给我打麻药，中西医结合新办法，拿金针在腮帮子上戳几根，说能止痛。现在的人不可能忍得住啊，那叫一个痛，比渣滓洞不差。不过不叫痛，拔完牙在嘴里含一粒拷扁橄榄，吐上半天唾沫就跑出去玩。现在的小孩看书看到革命先辈受敌人酷刑，不相信，这谁能扛得住啊。你别不信，你跟那时候的人疼痛感是不一样的。 有意思的地方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们觉得“疼痛阈值”在升级。举个例子，拿打仗来说。清末民初那些军阀打仗我们知道，客客气气的，不往死里打。一边打一边派人勾搭唠嗑，未打先通电，骂一通，像传说里的上海男人打架。打赢的不为已甚，通电表扬自己，打败的通电下野。战场失败被人抓住，对方不会杀他，还恭送他三千大洋，出国考察。过几年回来做社会贤达。可到1931年，我们看第一次反围剿抓住的国民党杂牌军师长张辉瓒，湖南讲武堂出身的军阀，与毛泽东是同乡旧友，早年一起搞过驱逐张敬尧的运动。龙岗战役被红军主力俘虏，在祝捷大会上公审处决，当场砍头，连毛泽东都没拦住。红军把他的脑袋放在竹排上，顺赣江往下游漂，那些军阀民团武装都吓坏了，顿时失却斗志，作鸟兽散。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完成任务。当年《大公报》的徐铸成写完这篇报道，一夜想不出标题，第二天早上突来灵感，想出来：《江声无语载元归》，元就是首级，脑袋。据说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军队展开报复，将南昌监狱的一百多名共产党政治犯，用电击昏装入麻袋扔进赣江。在上海、武汉等地也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 奇异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上海租界竟然遭遇它又一次（最后一次）长达十年的繁荣期的起点。房地产行业领头，其他金融、城市服务、制造业都日益兴旺。我这里有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图，街区明显在不断扩大。从老照片上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较，天际线和建筑物密度也完全不一样。 城市空间感是这部小说关注的另一个要紧问题。我假定这是一个人口大概在两百万左右、中心城区日常人口五十万左右的城市。和现在的城市相比，它的人口密度、街道宽度、建筑物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孙甘露：你的小说的背景主要是租界，其中空间的“尺度”和“密度”和现在都是很不一样的。人在这个尺度和密度中，他们的活动方式和现在也应该是不同的。可以说，你的叙述方法也表达了你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态度，以及你对彼时城市空间的想象。 小白：你现在去一个这样规模的内地城市，会发觉人们都在一个狭窄的街区活动，晚饭后去购物娱乐就在那块地方，商业中心就在那里。没有别的热闹地方。大家都来这里，很容易在这地方碰到熟人。回头去看那些回忆录，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特务警察抓地下工作者最常用的办法是让知情人或者叛徒在热闹的街上来回走，走两天就会看到想要抓捕的地下工作者。这样的空间也会影响人的生活节奏，以及人的生活态度和时间感。 孙甘露：你的小说的语调和叙述上的处理很像纳博科夫。 小白：我特别喜欢纳博科夫书写句子的方式，头脑的紧张运动。不断突破语法的限制，在一个简单的陈述句里不断编织进新的意义。 孙甘露：你是站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立场上去叙述三十年代的历史。比起你的《局点》，似乎是站在一个外部的空间去“窥视”历史。看起来，你是在试图从一个貌似客观的陈述出发，与那个时代拉开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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