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官民杂处却有严格的社会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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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的洛阳城中住的不都是罗马共和国意义上的“市民”（citizen），相当一部分洛城人，其实是工有所专，服务于北魏上层贵族的“部民”，也就是“专役户”，这些“社区”的性质和今天北京的“火器营”“蓝靛厂”类似。

商代遗民被历代轻视和虐待

中古时的洛阳城中住的不都是罗马共和国意义上的“市民”（citizen），相反，大多数洛阳“官民杂处”的社区并不能提示他们人生权益，甚至人身自由的巨大差异。相当一部分洛城人，其实是工有所专，服务于北魏上层贵族的“部民”，也就是“专役户”，这些“社区”的性质和今天北京的“火器营”“蓝靛厂”类似。更差一点的，是过着悲惨生活的“刑徒”和“奴隶”，自古犹然。

在东汉洛阳刑徒墓地中挖掘出的后者的骸骨，有一部分至死还戴着刑钳。不自由的，甚至也还包括那些挥锄劳作于洛阳城外，平时住在城里的“城民——部民——农民”。平日里这批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战时则成为军事有生力量的来源。城市首先是他们的过夜容身之处，其次才是消费娱乐之所。就城市“设计”者的原意而言，“城民”的去处生涯，和优先“建成”的那部分城市没什么关系，毋论抬头瞻望那壮丽的纪念碑了——其实千百年来，这样的“城市的暗面”一直隐匿在各种纪念碑的阴影中。

“城民”之中还包含特殊的政治人群，比如商之“顽民”的后裔，这些人在洛阳的沦落在于他们不太美妙的社会品级。从周公的时代开始，在那时还不大的洛阳城中，就已经住着一批“异见者”的后代，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同时也带来了坚决不肯服从新诰命的商代遗民，那也就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写到的，被历代轻视和虐待的商之“蠢殷”。这批执拗的遗民的居处，自然“城隍偪狭，卑陋之所”而已，直到鲜卑人入据了洛阳，他们依旧是在这里居住的朝廷官员轻看的对象，以至于大家纷纷搬家，去往更“高尚”的体面人社区了，只剩下烧制瓦器的工匠满不在乎，照住不误。世人便作歌谣：“洛阳城东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居。如今百姓烧瓦工，人皆弃去住者耻。”在洛阳，可以和“蠢殷”低下的社会地位相顾相怜的，只有城市最南端的洛河南岸，不在城中的“四夷馆”和“四夷里”了：四夷馆是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里是归正临下的强势姿态，使得“天下之中”的网格不再均一。这座城市把周边的“戎狄蛮夷”一网打尽，并且在空间上既已呈现出不平等的态势：就连同样代表着中原正统的南朝都城（建康）的来客，也不在洛阳的眼中。

“高尚社区”皇族簇集 最爱斗富一顿饭吃掉几万钱

有贱民区和贫民窟，便有相应的“高尚社区”。“高尚”首先受惠于政治上的优势，洛城，首先必须是高贵洛城人的舞台。洛阳内城以西，张方沟以东，南近洛水，北达邙山，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十五里的一块地方，集合了三十个属于高贵人的里坊，总名叫做“寿丘里”，这是皇族簇集的住地，老百姓统称它们为“王子坊”——“王子坊”，到底是三十个“超级街区”的物理总合，或只是对这样的住区等级的统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在其中发生的故事。

在王子坊中，河间王元琛素以富丽豪侈出名，他经常和高阳王元雍较着劲儿，看谁更加奢华，两人的竞争追步西晋时洛阳人石崇、王恺斗富的前事。元琛所建造的“文柏堂”仿自皇宫太极宫里的徽音殿，他在其中置造了黄金做的水罐和玉石砌的水井，并用五色金丝搓成井绳；河间王府中还蓄养了三百个歌妓舞女，都是全国的上选美人。可就这样，他还是比不上元雍，那家伙富可敌国，宅第园苑和帝王家的不相上下，家中养有僮仆六千，乐伎五百，“出则仪卫满路，归则歌吹连夜”，一顿饭就吃掉几万钱。

“高尚社区”的定义主要是因为门第上的原因，而在古代城市中，社会地位的“高尚”（decency）既可能意味着“品”也可能关于“流”——若要细究，前者显示了政治等级的“高低”，后者则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身份的“贵贱”。那会儿，尽管洛阳城中已经出现了大批贸易致富的商人，这些阶级夹缝中的得利者却还不太得志，有钱并不见得“入流”。据说，洛阳的周人已经“巧伪趍利，贱义贵财”，落下不好的名声。到了北魏的盛期，不止平民，就连官吏也是“贪虐好货”的，“奸商”们趁机发了大财，还有人在天下各州之间开设连锁贸易，富比王侯。这些人的势力在洛阳一天天壮大，难免引起了皇族们的猜忌，到孝明帝神龟年中（518年2月——520年7月），便下令工商世俗不得穿金饰银、披锦着绣，但是这命令竟然不管用……在洛阳城中的准财、金肆二里，有十个里坊的地面，满满都是这帮“奸商”的身影——中国传统中似乎总是无商不“奸”的，但毕竟又是他们，慷慨地装点着洛城的门面，刺激着普通人的好奇心和欲望：“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下流”者的财富，就是这样创造了另一种“社区繁荣”的类型。

佛寺“居民”社会成分最复杂 既有贵胄又有底层贫民

《洛阳伽蓝记》中浓墨重书的佛寺了，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事物，它是以上诸种城市元素的总合之地。有势力的佛寺常常独霸一整个里坊，是洛阳城中最别致的“住区”——如果皇宫的“居民”是“王家”贵胄，佛寺的“居民”则由“僧户”充任，他们都不编入赋税人口，成为帝国社会结构中无法测度的黑洞。虽然同样不免于奴役、流品、政治这些俗套，佛寺和以上几个社区不同，并不算是洛阳城市中清晰界定的一部分，尤其它的“社会成分”最为混杂，是流动性最大的一种，因为僧人可能来自以上的任何等级。由于前述的乱世苦厄，常有“逃役之流，仆隶之类”，底层人民为了“避苦就乐”，纷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就连洛阳的空间也随着佛寺的兴废而变更，于是一夜之间创现了新的伽蓝，门禁森严的富家宅院，摇身变作了人尽可往的都市丛林。有一个别致的专属说法称呼此等新风，叫做“舍宅题寺”。

我们将以上这些笼统地称为“洛城人”。“洛城人”，或者就是洛阳广义的“城市居民”，纵然我们已经解释了他们之间显著的差异，谁敢说这些人之间便毫无相同之处？高贵和下贱，顽皮抑或端庄，普遍人性总在看不见的深处彼此勾连。一方面，政治或等级上的差异使得这些人群在社会空间里彼此暌隔；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洛城人共享的城市公共生活，在分歧和孤立之中潜滋暗长。

南北朝时期官府强征良人充军 花木兰竟是其中一员

南北朝时期的奴隶或奴婢来源首先是俘虏，那时无数的大小离乱，造就了一大伙专事劳役侍奉主子的“杂户”，里面有隶户、细茧户、罗户、绫罗户、金户、牧户、工户、乐户、营户、府户、军户、屯户、伎作户……种种讲究，除了战俘就是罪犯，再加上官府强行征发的“良人”——我们熟知的《木兰从军征》正是北朝的民歌，替父服役实属无奈之举。凡此种种，构成了数目极其庞大的一支隶役队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身份无从选择而是概随“天命”，一旦一人入彀，往往累及全家，而且奴隶身份世代相袭，即使换了朝代，仍然没有出头之日——这些奴子的户籍甚至都和一般平民不同，往往写在一种红纸上，用铅轴卷起来收藏。

变乱时代女性的命运尤其悲惨，杂户妻女往往成为各种形式的妓女，被分配、买卖、转赠，与亲友生死离散，下场宛如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