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腔调
曾几何时，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都产过自己的啤酒。家乡啤酒都哪儿去了？还有多少人依旧可以喝到自己家乡的啤酒？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idxgh2013），作者：叶部首。 1978 年的夏天，中央台第一次偷信号转播了世界杯。那时看球，没有中国队、也没有冰凉的啤酒。如今，我们又习惯了一次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但没有冰啤酒的话，可以说是辜负了整个夏天。 曾几何时，绿色玻璃瓶上的城市、5A 景区、名山胜水的名字组成了中国的啤酒版图，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都产过自己的啤酒。 歌德曾经教导我们：了解各个地方，与其研究各种理论，不如遍尝世间啤酒，这才是真正的地理学。 只是，这句话在今天已不再成立，五花八门的地方啤酒，不知何时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家乡啤酒都哪儿去了？还有多少人依旧可以喝到自己家乡的啤酒？ 舶来的液体粮食 公元 1860 年，是中国啤酒迷应当记住的一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大清国，被一头摁进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女王、皇帝、总统的公使们集聚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王府和教堂，礼服领结，在灰扑扑的北京城里开辟了他们在东方的一片乐土。作为舶来品的啤酒，也同他们一道传入中国。
东交民巷公使馆区入口 据说最先喝上啤酒的中国人，是在为使馆锄草干活的华工。公使夫人出于客气，拿出这种欧洲最普通、最平价的饮料啤酒分予他们。这种色似马尿、味同汤药的洋货就这样在中国人的喉咙里扎下了根。 中国早期的啤酒厂是欧洲人盖起来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建起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啤酒前身。之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欧洲人纷纷效仿，使得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也出现了啤酒厂。这些酒厂成了日后各地方啤酒竞相追忆的先祖，至少在自述厂史时是这么认定的。
1897 年，德国军队就占领了胶州湾，其中一大原因：“胶州湾的气候良好，很适宜欧洲人居住，青岛啤酒也随之而来。” 不过，这时的啤酒，多供给在华的欧洲人消费。在中国人的嘴里，这种低度「饮料酒」与中国自身以饮高度「燃料酒」为主流的酒文化格格不入。故当时国人对这种八国联军带来的“半殖民地”酒并无兴趣，除草工们对使馆礼遇的态度大概也颇可怀疑。 后来，北洋政府的大衙门和大学里的知识阶层逐渐开始接受了这种“杀口”的酒：“昔日饮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不过生产啤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所以在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时代，啤酒并不能成为接地气的大众饮料。
老北平飞马啤酒，战争期间只供应给在华日军，不知和马尿的典故是否有渊源 1949 年后，啤酒仍限于那些率先西化了的大城市。尤其是在上海这个 1949 年前“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的城市，已有了挪威、英国、法国、日本的多家啤酒厂。虽然，所有的外国啤酒都被国产光明牌取代，口号变成了“喝啤酒，喝光明”。
光明牌啤酒不再，但上海人民还可以吃国营益民食品一厂光明牌冰砖 进入饥饿时代，靠粮食生产的啤酒改为凭票供应，几乎丧失了市场渠道，喝到也就是尝尝而已。但据《北京志-综合志-人民生活志》记载： 1959 年以后，居民口粮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营养缺乏是普遍现象。居民为了增加热量，尽管当年啤酒、露酒被列入凭票限量供应范围，但酒的消费量依然增加。 原来是当时的人们吃不上饭，所以要喝啤酒解决温饱。诚可谓现代版“何不食肉糜”了。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结束了粮食危机，啤酒需求量大增，产量却跟不上。如果那时在大街上看到大罐车后拖着碗口粗的管子在倾倒液体，人们手拿所有可以盛液体的容器排队人头攒动，那并不是哪个小区断水了的救援车，而是在卖啤酒。
人民群众拿着各种容器打啤酒 瓶啤罕有，冰箱未普及，让散啤（散装啤酒）成为了几乎唯一的销售模式。一些有啤酒厂的城市也出现了自带容器“打”散啤的奇特景观。 北京人排着长龙，拎着家里暖瓶、铝锅甚至塑料脸盆去饭馆打散啤，沈阳人直接用舀子盛鲜啤酒（这样粗狂的操作也让珍贵的泡沫几乎消失殆尽），都成为那个时代喝啤酒的标准场景。而对岸的台湾，当时已有六百多家夜总会了。
“还没有包装前装在袋子里很新鲜喔！” 不过，中国酒鬼对享受啤酒还是不那么自信，用脸盆敦敦敦喝完几乎已经被晃悠没汽的啤酒之后，还要看不上地带上俩句：这没劲儿，不过瘾，当水喝。 但即使啤酒厂工人勤于喂马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啤酒的冰爽、低度数和廉价还是让人欲罢不能。散装啤酒是那个时代廉价的享乐方式，就像一个融合了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混合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