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鹈鹕丛书是曾经企鹅出版社旗下的经典非虚构图书品牌，自1937年创立起，鹈鹕丛书影响了一代代英国人，甚至影响了英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界。日前，鹈鹕丛书中文版第一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刊登于《卫报》，回顾了鹈鹕丛书历史。
致使埃伦·雷恩开创这一变革的不仅仅是他敏锐的商业触觉，更是他的民主意识。企鹅与鹈鹕丛书的发行（“好书不在贵”）为保守的出版商带来了烦恼：从此普罗大众不再只买低俗小说，人们的品位从此提升，会买下更多的高水准图书——那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雷恩和他的支持者主张，这些好书的所有权不是专属于既得利益者的，他无意将书卖给那些“为底层人民的智力而绝望”的人。 雷恩之所以将此命名为鹈鹕丛书，是因为他有一次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书店里，听到有一位顾客想买一本“企鹅”，却错说成了“鹈鹕”。确定名字后他很快就投入到鹈鹕丛书的出版发行中，第一本是乔治·萧伯纳的《知识女性指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和法西斯主义》。这本书的廉价版本，被作者适当地称为“会成为人类的救赎”。书商对鹈鹕丛书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会打车到企鹅的库房，搬走一捆捆鹈鹕丛书，填满车内的所有空间，再冲回自己店里。在雷恩看来，公众迫切地需要详实的背景知识来解释报纸上关于日常事件的星点困惑，因而鹈鹕丛书挽救了十数年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危机。 第一批鹈鹕丛书不止萧伯纳的这本，随后推出的H·G·威尔斯、R·H·托尼、比阿特丽斯·韦伯、艾琳·鲍尔作品也大获成功。而作为鹈鹕丛书的第24辑，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发行一周便销售一空。 鹈鹕丛书正如一种以平装书形式展现的廉价教育。作为一本早期发行的“鹈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这一书名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这套丛书的性质（尽管也被人误读为一种傲慢自大）：在书中，伍尔夫试图从大众视角看待文学，赫麦妮·李形容她是“一生都将自己定位为自我教育的读者”。这本书也很快售罄。 而鹈鹕丛书的光辉时代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50年里，将近3000册鹈鹕丛书陆续问世，涵盖的主题应有尽有：很多是特别定制的，而大部分则是已出版的大部头的平装书。它们的设计巧妙而明快，还能正好放进裤子后兜里。而鹈鹕丛书的总销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2.5亿本。其中5万本甚至不是标准的畅销书：例如1952年的一个关于希泰人（古代安那托利亚人）的研究就很快售罄并不断加印（一般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书当时能卖出2000册，出版商就很满足了）。H·D·F·基托的《希腊人》卖出了130万册；《数字中的事实》，一部统计学的入门书，卖出了60万册；销量几十万的更是数不胜数。 “鹈鹕丛书有望成为20世纪的个人图书馆，”1938年，雷恩写道，“将现代思想与艺术最杰出的产品呈现到大众面前。”鹈鹕丛书确实成功了。虽然出版商承认，其中确实有一些很难普及，甚至艰涩难懂，比如《无土栽培》。但在其全盛时期，鹈鹕丛书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智育文化：它们为自学者、有抱负的文化狂热分子以及有意推动社会变革的激进分子打造了一间家庭大学。 回顾起来，这一事业关系到促进人们对社会进步和政治可能性的理解。鹈鹕丛书帮助工党在1945年重新掌权；垄断了图书市场的新文化研究，让千百万人开始接触人类学和社会学思想，并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性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读物。 电影史作家大卫·汤普森在20世纪60年代曾是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回忆当时的工作，他说：“你会真挚地相信自己做的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将智识教育普及了全国，我们是一代人书架上最酷的颜色。”他们满怀热忱地相信，这项事业能够改变一个国家。 英国摇滚歌手伊恩·杜里的经典组曲《快乐的理由》中有一首名为《值得学习的事物》。他的朋友汉弗莱·奥切安表示，这首歌的歌词可以归纳为“对杜里影响颇深的人和事——鹈鹕丛书、姑妈的智慧、福利国家、文法学校。这些跟摇滚乐倒没什么关系，却在战后的英国创造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积极时刻。” 个人与社会层面上的左翼进步思想，一直是鹈鹕丛书的重要内容。战争时期是自学的年代。正如奥威尔所言：“战争为企鹅丛书、鹈鹕丛书和其他廉价图书创造了巨大的销量，其中大部分的书前些年是不可能吸引大众目光的。”鹈鹕丛书背后的推力之一，是有“鹈鹕嘴”之称的W. E.威廉姆斯，他性格友善、社会关系优越，是一位以普及英国文化为己任、鼓舞人心的传道者。他是工人教育协会（WEA）的一员，同时也是颇具影响力的陆军时事局局长，在战争时期为军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书籍。（作家凯斯特勒称这些自学者为“焦虑的下士”。）一本1940年出版的书本不期望卖出城外，却达到了25万的销量。后来理查德·霍加特后来如此回忆自己曾经的时代：“我们有个接头暗号。如果你看到有人把一本企鹅或鹈鹕丛书插在战斗服的裤子后兜里，那就说明他是那些与众不同者中的一个，你就可以去跟他说话了。他的存在会不时地提醒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改变的希望。” 战后，正如企鹅图书收藏者史蒂夫·黑尔所发现的，鹈鹕“家庭大学”的理念变得更为清晰，鹈鹕原创书籍的数量也增加了，而编辑团队也更为优秀，经常选择处于上升期的年轻专业学者。所以无论你想读到什么，种族、进化、航海、瑜伽、獾甚至鱼的知识或者苏联马克思主义，一本蓝皮的“鹈鹕”都是你最好的选择。它的卷册繁多，又非常优质。在1958年8月到1959年5月的十个月里出版的“鹈鹕”书目包括肯尼斯·克拉克的《达·芬奇研究》、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亚瑟·克拉克的《宇宙探索》、鲍里斯·福德最畅销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之一《鹈鹕英语文学指南》、 雅克塔·霍克斯的《陆地》（被罗伯特·麦克法兰形容是“二战后英国最典型的非虚构著作之一”）以及G·M·特里维廉的《英国简史》。这一系列选择的书目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有代表性。 霍加特的著作《识字的用途》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之一，它的主要思想是流行文化应当得到严肃看待。它是一本非常畅销的“鹈鹕”，出版半年就卖出了3.3万册，整个60年代平均每年卖出2万册。霍加特曾披露，他之所以对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表示批判，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感觉以鹈鹕式的自学教育所带来的商业机遇风险重重。但是鹈鹕丛书依然蓬勃，后来也出版了更多日后成为文化研究经典的著作，例如迈克尔·杨的《英才教育的崛起》（第485辑，1961年9月出版），作为一部反对英才教育的著作，却被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误解为对英才教育的辩护（“此书明确了教育是少数人的专利”）。迈克尔·杨还与彼得·韦莫特合著了影响重大的《东伦敦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同样属于鹈鹕丛书，一度被社会学家昵称为“Fakinel”（即英文原书名缩写），并且用伦敦腔发音。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第520辑，1961年3月出版）则是另一本引起思想革命的“鹈鹕”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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