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80年代，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气功热”，席卷全国，最终这股“气功热”发展成为一场泥沙俱下的闹剧，以几家气功组织的组织者纷纷出国而告终。 回头看，这股热潮的直接起因是人们为了满足医疗保健的需求，而这一趋势更早来自于解放后一段时期对中医、气功治疗疾病的政策支持。 1955年11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上颁发了对《中医中药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气功疗法》等三项奖励，从政府的角度公开鼓励气功治疗。许多中央领导也为气功的推广做出各项指示或题词，如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曾亲自关注气功治疗法。 1959年，全国已有200多家医疗单位开展气功疗法，气功在这一段时期内，成为全民性的医疗与养身措施。在这段时期，上海的气功也发展的较快，如1957年7月。上海气功疗养所成立，当时共有20个床位，工作人员30人，其中医务人员20人，之后增设了武康路气功门诊。该所还曾获得卫生部的表扬与奖励，甚至在1960年，上海气功疗养所还举办了“全国气功师进修班”。 根据该所编写的《气功疗法讲义》，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具体案例：如一名36岁的男性编辑乐某，因胃疼而用西医治疗未见效果，而转入气功疗养所进行治疗，经过练习该所的“放松功”，该名患者逐渐产生气感，并有比较明确的好转，两个月之后，该患者的十二指胃溃疡痊愈。[1]
资料图：气功曾风靡一时。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一股气功医疗热潮因文革而中断。文革结束后，“气功热”重新开始回潮。1979年，中央领导人接见气功汇报团并观看气功表演，1980年11月7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落实政策恢复名称，恢复全国医疗气功师资班并招生，次年，中国中医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1986年，曾被撤销的上海气功疗养研究所恢复为上海气功科学研究所，但不再设立医疗床位。 随着气功体制化进程的深入，各种气功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气功》《气功与科学》《中华气功》《中国气功》《东方气功》《气功与体育》。据上海某高校的教师回忆口述，当时气功杂志泛滥成灾，许多都是免费发送。而据统计，全国功法前后约有七百余种，气功师数以万计，练习气功的人群高达6000万人。气功热甚至一度波及到边缘的县乡一级，足见其影响既深且远。 如果说文革之前的“气功热”，其目的主要是弥补当时医疗资源的短缺，那么文革后的“气功热”则掺杂了“信仰”的某种潜在需求。因为在整个80年代的“气功热”当中，气功一方面开始与各种“特异功能”的实验结合，演变成一种带有科学实验性质的人体科学；另一方面，气功热也带来一种令人惊讶的社会现象，即某种近乎民间宗教的“迷狂”性格。 在当时的“气功热”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就是“气功”所引发的“特异功能”是否为“科学”，这一论战吸引了气功师、科学家、媒体人的介入，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为热烈的事件之一。从“气功热”到“生命科学”，进一步随着媒体关于特异功能的报道，使得“气功”的讨论演变为一场“科学”与“伪科学”的争论。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一则“大足儿童用耳朵识字”的新闻，随即引发全国的热议，许多媒体陆续跟进，将这一新闻看作是“生命科学”的新发现，随即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能有相似特异功能的案例，使得这股热潮不断升温。1980年2月4日，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了首次“特异功能讨论会”，公开举行了大量特异功能实验，这也是上海“气功热”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 对于公众而言，“气功热”背后蕴含的讯息其实各不相同，由于“气功”兼具养生、医疗、乃至“准信仰”的特色，因此这股气功热潮的接受者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在这中间，大量的气功爱好者非常看重的是“养生”与“医疗”——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公众开始对健康以及寿命越加重视，这种“世俗性”的幸福认知，使得养生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 如在1991年的《气功杂志》上，就曾刊登过上海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练习气功的体会：“人不可能有青春永驻。相貌随年龄变化，这是任何化妆品也厌世不了的。但人应该保持青春的活力。保持豁达的情绪，这就是延缓老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达到这种平和心境呢？那就是练气功。我力争在这种精神愉悦中变的年轻。”[2] 翻阅上世纪90年代的各种气功杂志，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养生”与“医疗”，而且当时在杂志上刊登的各种气功疗效的读者来信中，范围遍布全国各地，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到村一级的基层社会，都有大量气功的练习者。 在1991年的《气功杂志》上，刊登了上海吴泾热电厂的王克智的一篇读者来信，描述了他通过联系“空劲气功”治疗好“鹅掌疯”这一皮肤病。[3]又如上海化学工业专科学校的钱华，也利用“内丹功”，治愈自己多年的哮喘。[4] 类似种种，在当时的各种气功杂志上随处可见，这恐怕代表了当时上海练习气功者的一种普遍的动机——养生治病。因此当时的各种气功培训班也是层出不穷，且以1991年上海市黄浦区气功协会的一则招生启事为例，该启事培训的是“黄龙爪气功”，面对全国，实行收费招生，一期15天，学费高达80元。如按当时的工资水平来看，收费已是相当可观，而类似此等的气功培训班，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都相当常见。以1990年第3期《气功杂志》为例，就刊登有“中华气功进修学院”、“内劲一指禅函授班”及“空劲气功函授”的招生广告。 类似此种培训班，在上海等地甚至深入校园，据上海某师范院校职工回忆，1997年左右，在该师范院校的礼堂里，经常举办各式气功培训班，培训人员“头顶信息锅”，接受气功师的指令，个个“如醉如痴”，且参加者多为中老年妇女。[5] 当时的气功练习，大部分以“生命科学”的形式来进行推广，这显然因为“科学”是比较能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符号系统。但从气功热的内部来看，当时的气功修炼方法，其实广泛融合了佛教、道教乃至武术的修行技巧，其修行的方法与目标都与正统佛教和道教均有相当大的差异。 整体来看，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当时的科学界与气功界乃至宗教界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如气功界人士将此现象视为某种“神秘化的意念能力”，而科学家们则将此视为“生命科学”的未知领域。不管如何，这场争论表面上是“科学”与“伪科学”的相互纠缠，从社会层面来看，是文革期间被压抑的“宗教信仰”需求，被以一种“类科学主义信仰”的方式释放出来，澎湃汹涌，不可遏制。 因此，重新审视当年的“气功热”，需要从“养生”与“信仰”两个层面去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