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保夫
在1753年的西敏寺（Westminster）会议上，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支持开设大英博物馆。经过6年筹备，这座博物馆在1759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乾隆年间。大英博物馆虽常常被与巴黎卢浮宫相提并论，但两者差别巨大，后者早期收藏的都是王室宫殿的珍宝，而前者是以一般民间人士的收藏为基础而成立的。因此，大英博物馆也没有卢浮宫那般壮丽宏伟的宫殿，而是位于大罗素街极具郊区气息的平民环境之中。日本早稻田大学英语系教授出口保夫很喜欢大英博物馆的位置和周边的生活气息，他在《大英博物馆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博物馆的正门一带虽然围着厚重的铁栏杆，但是在寒冷的冬天傍晚一定有烤栗子小贩来到这儿，与气候和附近环境构成了一幅贴切的画面。”
大英博物馆建造之初
自开馆以来，这座收藏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著名博物馆一直是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有关单位曾讨论过几十次入馆收费事宜，每次都被驳回，哪怕是在战后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对这座博物馆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对整个欧洲一样。一战期间，博物馆为躲避德军空袭而将贵重展品迁移，1916年时只有展览室与手抄本参考室对外开放。那些古老珍贵的展品该藏的藏，该搬的搬，大英博物馆在一战中因空袭而遭受的损害仅止两本书。战后由于捐赠者踊跃，博物馆的收藏品反而大幅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3年，大英博物馆的年度参观者超过100万人。在一系列捐赠以及英国本地的考古发现推动着大英博物馆迈入新纪元之时，二战爆发了。和上一次大战采取的措施一样，大英博物馆决定再次搬移主要的收藏物，太重而无法移动的石像类收藏品便做好防护措施。这一次受征召上战场的馆员为130人，战死人数众多。但是1940年8月，在战火下，大英博物馆罕见地举办了一场名为“自杀性展览会”的特别展——无论是这个名称，还是这一行为，无疑都极具英式幽默了。随着二战战况越来越激烈，博物馆危机重重，大空袭给大英博物馆带来空前绝后的灾难，损失了15万册图书，中央玄关厅堂被破坏得几乎分辨不出原貌，只有石柱还残留着。直到1985年，全馆才正式修复完工，耗时40年之久。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出口保夫的《大英博物馆的故事》一书中节选了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内容，以期与读者一同穿过战火硝烟，见证这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的曲折故事与存亡危机。
《经历困难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节选）
文 | [日]出口保夫 译 | 吕理州
1、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德军开始发动空袭，大英博物馆不得不将贵重的展品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因此，1916年时只有展览室与手抄本参考室对外开放，其他展示室都封闭了。
帕台农神殿的埃尔金大理石小壁雕刻群、罗塞塔石碑、希腊陶壶、罗马的青铜像、中世纪的文化遗产，还有亚述帝国的小件艺术品等都迁移到附近的赫尔旁地铁车站。至于亚述帝国的长翅膀的人面牛身浮雕、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像等巨大艺术品，只能留在馆内，周围堆满沙袋予以保护。埃及的木乃伊、帕台农神殿的三角楣饰等则迁移到博物馆地下室。贵重的书籍、手抄本、版画等，以共计16辆卡车搬运到位于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这对策发挥功效，大英博物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空袭而遭受的损害仅止两本书。
一战期间，部分藏品被迁移到附近的赫尔旁地铁车站
战争中大部分的男性馆员都被征召入伍，馆方大量雇用女性职员来弥补空缺。此外，还聘请一些有专门素养的教授与学者担任东方部和历史部门的部长，如历史学家C。 道奇森（Campbell Dodgson）、文学史家西德尼· 科尔文（Sidney Colvin）、诗人兼学者劳伦斯· 比尼恩等人。当时比尼恩为入伍而战死的11位博物馆馆员写了首悼念诗：
生存下来的人即使老了，
他们（为大战而死的人）也绝不会老。
年龄不会让他们疲劳，
岁月也不会处罚他们。
太阳西沉的时候，
或者每天早晨来临时，
我们应该会想起他们吧！
让这位诗人进入大英博物馆任职的是科尔文。因为看到比尼恩夫妻有三个女儿要抚养，生活穷困，科尔文便提拔他担任版画和素描部门的副部长。比尼恩上任后埋首研究日本美术。我在读了他的名著《英国美术及诗中的风景》而首次知道他的名字。他在战前曾经担任东京文理科大学（现在的筑波大学）的讲师。
2、战后的复活
战争一结束，大英博物馆就复活了。不止于此，战后由于捐赠者踊跃，博物馆的收藏品大幅增加。其中有史前时期的石器类25吨、燧石100件，阿瑟· 约翰· 埃文斯爵士的古代英国及凯尔特硬币，斯坦因爵士的敦煌收藏等。
斯坦因的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好几千件的手抄本，以及好几百件描画在绢布、麻布和纸上的丝路文物。以往这些敦煌绘画几乎都没公开过，非常谨慎地保管在东方部的收藏库中。有次我经由格迪纳部长的导引参观，虽然我对中国古代美术完全不了解，但目睹那些质量冠于世界的收藏品，也知道价值非凡，当下瞠目结舌。根据D。 威尔逊所述，斯坦因于1904年、1913至1916年、1927至1928年三度探险；不只敦煌，他还从吐鲁番前往伊朗，加上1943年在阿富汗的喀布尔突然去世为止，总共探险4次，前后花了6年。
除了斯坦因之外，莱纳德· 伍莱爵士（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从1914年到1919年持续发掘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迹，在乌尔的王墓发现护具、武器、武具、马具和其他石制容器等，带回大量的出土文物给博物馆。参与发掘的不只是伍莱爵士，还有伊拉克政府、美国宾州大学等，三者平均分配工作。从乌尔的王墓发现的文物中，其他有名的还包括公元前2600年左右描绘国王飨宴的棋子和游戏盘等。
还有以“阿拉伯的劳伦斯”名号闻名的劳伦斯。他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后来在牛津大学念考古学，从1910年到1914年为止，参加大英博物馆的调查探险队，参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地的发掘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扰乱敌国土耳其，劳伦斯策动阿拉伯民族的叛乱，援助其独立运动。
3、木乃伊的诅咒与泰坦尼克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3年，大英博物馆的年度参观者超过100万人。加上霍华德· 卡特（Howard Carter）发掘出埃及第18代国王图坦卡蒙（Tutankhamen，公元前1370-前1352）的陵墓，引起英国社会很大回响，间接地也使得古代埃及相关展示室的参观者大幅增加。之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外，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逐年增加。在古代埃及展品之中，有一具于1889年收藏的木乃伊，传说放置那具木乃伊棺木的棺盖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神秘的关联。那具木乃伊被称为“阿蒙·拉”，放在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展示室。
“阿蒙·拉”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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