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郁与伪恶

张怡微

此次《阿飞正传》重映，我观看了三次，但并不为了追求什么深意。在女性意识日益引人注意的今天，王家卫的经典电影宛若奇特的性别标本。因为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受限于“客体”的姿仪。她们那么美，却总是面临被抛弃、被欺骗、被孤立的宿命，她们中极少有聪明人，或者根本遇不到决策的机会。她们不是在等待、就是在寻找，对自己的认知是暧昧的，对未来的期许也是空茫的。但无论如何，她们的外观依然美到极致，所以并不会引起女性观众的反感。

王家卫十分巧妙、深情地用人的孤独容纳了女性的孤独。用认同和怀乡的烦郁，包容了女性为情所困的愁楚。电影中单个女性的能量是那么微弱，但奇异的是，如果我们将王家卫镜头中的女性视作整体的景观，她们似乎用共同的“迷失”，累积、衬托出了男性的感性、自恋与偏执。好像《阿飞正传》，明明说的是旭仔寻母、浪荡情场的故事，但旭仔的命运，却是被多位女性的存在共同形塑而成的。她们携手养育了一个“浪荡子”的外观，却又将他的“恶”建构于“去伪”的进程中，闪耀出母性的关怀。这种女性力量对于建构电影本身的气质功不可没，使“角色更胜于故事”的电影叙事方式获得了认可。

作为一部经典名片，很多专家会为《阿飞正传》考据出详实的创作背景。“无根鸟”的隐喻，也从电影中两性挑情的设置，走向更广大的历史情境。鸟寓言所能引申到的飞翔联想，其实在《2046》或《重庆森林》中亦有重复。而不停“飞”，同样指向挣脱、漂泊、甚至逃亡。这是王家卫式的浪漫，赋予一个无所事事、多情病态、逃避责任的男人以迷人的魅力与悲惨的下场。我们甚至很难说清阿旭身上的男性魅力到底是什么，他从不对女性释出自己的奖赏价值，这似乎有悖于罗兰·米勒所秉持的两性亲密关系吸引力法则。旭仔始终在与女性作战，好像养母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和我作对”。面对亲生母亲，旭仔也展现出针锋相对的赌气，“当我离开时，我知道身后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但我是一定不会回头的。我不过想看看她的脸，既然她不给我那样的机会，我也一定不会给她机会。”

有意思的是，我们如今似乎正身处于一个爱情被过度营销，房价鼓励我们要歇斯底里奋斗的时代中。《阿飞正传》中男性拒绝向女性提供奖赏的姿态，颇有了一些应景叛逆的意味。旭仔就是不做女性喜欢的事，尽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不惜毁掉自己，让自己也受困于烦郁，也不释放任何真心。相较之下，刘德华所扮演的海员要正常得多（照顾母亲、有分寸的暗恋）。他对旭仔的不理解，就好像一个过于正常的人对于艺术家的不理解，“你为什么不上班”“你要护照为什么不给钱”“你为什么要骗女孩子”……这些问题，旭仔都回答不了。语境的割裂，使得阿飞的“恶”成为了一种拒绝沟通、不愿被理解的象征。他有本事让女性相信他的恶来自于苦衷，是一种伪恶。男性则费解于他就连堕落都堕落得很辛苦，无利可图。

就这样一个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恶棍，却拥有一部“正传”，也许是王家卫式的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