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驱散这些错误观念至关重要。（环球科学供图/图） 如何说服公众接受那些有确凿证据的研究？光是喋喋不休地列举事实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这样做还可能适得其反。由于人类天生就存在认知偏差，在做决策时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从原则上说，科学应该远离喧闹的派别之争。毕竟，科学研究是通过验证关于自然界运行原理的各种假说来得出结论的。想想鼠海豚这个例子：根据它的外表和水栖特性，这种动物应该是鱼。但是，科学家却用多方搜集的证据打破了这个成见，他们观察它的骨骼结构，指出它没有鱼鳃，还发现它与其他温血陆地动物有许多共同基因，因此很肯定地将鼠海豚归为了一种哺乳动物。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事实，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达成一致的问题。这一点你只要看看网上的新闻就知道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此外，还有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一百多年来有关自然选择推动演化的证据。学院知识分子给“科学”两字打上了引号，许多非专业人士又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公众对科学发现的态度向来是摇摆不定的：对于不用马拉的车子和最新的智能手机，公众立即铺开红毯相迎；而当科学家的发现挑战了现行的政治或宗教观念时，公众又会同样迅速地萌生敌意。 从原则上说，科学思维就是尽可能得到和某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旦科学家发现，某些论点没有牢固地建立在逻辑，和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证据上，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要么不了解事实，要么就是出于自私在阻止事实的传播——比如，某些烟草公司压制吸烟和肺癌相关的研究成果。面对缺乏理性或者怀有偏见的对手，科学家的嗓门常会越来越高，会更加高调地说明事实，希望自己的对话者也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好几方面的研究都显示，喋喋不休地列举事实未必能让对方做出更客观的决策。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还可能适得其反。虽然人类是智慧生物，但可惜的是，在做决策时，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要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非理性思维，需要综合心理学好几个领域的知识。本文的四个作者来自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都探讨了带有偏见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查尔迪尼熟知启发法（heuristics），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迅速决策的法则。肯里克研究了我们的决策是如何被一些社会性动机（比如寻找配偶的欲望或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扭曲的。 科恩研究了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的判断。纽伯格研究的是认知偏见，它会使人在遇到新的相反的证据时坚持原有的观念。我们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深入理解扭曲理性思维的心理学机制。 政治家、学生，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经常受到错误观点的误导，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驱散这些错误观念至关重要。我们和同行的研究指出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关键障碍。我们探讨了这些障碍为什么产生，我们该如何与它们抗争，并最终将它们击垮。 在所有这些障碍中，有3种特别突出：思维捷径（shortcut）；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社会目标（social goal）。 思维捷径要精通科学，你必须掌握一套深奥的概念。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例。要理解它，你必须先理解一整套逻辑前提：有限的资源偏好那些善于获得食物、住所和配偶的个体，这会导致性状的选择性出现，从而将这些技能传递给未来的世代。学习达尔文理论的学生，还必须了解一些比较解剖学（他们要知道，在骨骼结构方面，鲸和人类的相似程度要大于和鱼类）。另一个必备条件是熟悉生态学、现代遗传学和化石记录。 尽管自然选择是科学史上证据最扎实的理论之一，但普通公民并没有精力读完那些写满证据的教科书。实际上，就连许多在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甚至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博士，都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演化生物学的课程。因为有了这些障碍，大多数人就只能依靠心理捷径或是听从专家的声明了，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将他们引上歧路。他们还可能依赖直觉，这也会误导他们。 我们使用启发法是因为它们常常很有效。比如一台电脑出了故障，用户可以用几个月熟悉其中的电子元件和它们的连接原理，也可以直接去问一名电脑技术员。如果一个孩子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他的父母与其研读医学文献，不如直接咨询医生。 但有时，走捷径却会对我们不利。1966年，精神病学家查尔斯·K·霍夫林（Charles K. Hofling）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当人们把“博士”头衔当作个人权威的象征时，事情会发展到怎样糟糕的地步。实验中，几个在病房中忙碌的护士接到了一名男子的电话，男子自称是某个病人的医生。他在电话中要求护士到药箱里去取一种名叫“Astroten”的非常用药物，并以每天最高剂量的两倍给病人服用。这不仅违反了药物标签上醒目标注的使用须知，也违反了这家医院要求医生手写处方的规定。这些护士会犹豫吗？她们中的95％都毫不质疑地服从了这个所谓的“医生”。甚至当她们拿着这种有潜在危险的药物走向患者的病房时，研究人员需要强行阻止才能把她们拦下来。这些护士在无意间使用了所谓“权威启发法”（authority heuristic），即轻易相信了一个身居要职的人。 囿于成见当我们对某个话题十分关心，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它时，我们就会超越简单的启发法，开始对切实的证据开展更加系统的分析。但是，就算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立场维持客观，也仍可能受到既有知识的阻碍。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会对强化自身观点的论据特别注意，不喜欢反对意见，也容易厌恶那些立场和自己现有观念发生冲突的人。那么，如果一个聪明人被迫思考正反两方的证据，结果又会如何呢？ 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洛德（Charles Lord）和同事开展了一项研究。参与研究的自愿者都是斯坦福的学生，照理说应该很擅长对科学信息做出合理判断。研究人员给这些学生看了几轮关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的科学证据，比如先让他们阅读一段文字，文中描述的研究质疑了死刑对预防严重犯罪的效果。研究比较了美国14个州在启用死刑前后的谋杀率的变化。其中11个州的谋杀率在启用死刑后反而上升了，这说明并没有起到威慑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