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44岁的李春兰不会发微信，更不懂智能机，她的老式手机显示不了“罪”字，打不出“者”字，不过，她习惯将手机装进透明塑料袋，再打一个结——她相信，有了这个结，手机就不至于从裤兜的破洞里掉出去。 20年前，这个江西省遂川县女子的青春不是这样。她跻身同村同龄人的前列：家有好几片地，父亲翻山送她上学，房子在村子算中等偏上，春节家庭聚会至少摆两大桌，后来，她离家到厦门一家不错的企业打工，这需要面试、笔试，还要求一份高中文凭，而李春兰，是村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女生。 同龄人如今狠狠“抛弃”了她。一切因为，她的父亲李锦莲1998年被误认是一起“毒糖杀人案”的凶手，她则开始了为父伸冤之路，直到今年6月父亲平反。7月18日，他们向法院申请了4140万元国家赔偿。 “20多岁到40多岁，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我就耗在了那事上面，而且吃尽了苦。”至今单身的李春兰忽然发现，上半辈子过去了。 “像野兽一样” 打开李家大门，时间似乎静止在某一刻。大厅墙上的日历仍是1998年的，卧房摆着20年前的饼干盒，房子二层没通电，李春兰偶尔回家时，只有靠蜡烛或手电筒照明。 现在，蜡烛也少用了，因为担心着火。这套房子太为脆弱，一踩二层地板，脚下吱呀作响，有的地方已有裂痕。李春兰时不时请人帮忙拍屋顶的照片，“上面的漏洞比前几个月又大了，拍下来问问师傅，等父亲回来再找人修”。 1998年时，这间屋子在村里出尽风头，相邻住宅都没它高。李春兰彼时刚高中毕业，跟老乡到厦门闯荡，她负责在车间检测产品，这相当轻松，月收入1000来元。她想着，再过几年，自己也许能再找机会读个大学。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亲戚的来电：警察在抓父亲，母亲也去世了。“(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天大的事情。”李春兰今年5月中旬回忆这段经历时落泪了。 她的亲戚陪着她一起回到江西，即将到家时，她的弟弟哭着跑了过来，身上披麻戴孝。更多的亲戚在家里忙成一团。 父亲卷入的案子并不复杂，但在此后20年，它像一条巨蟒，捆绑着李家的生活。 按照江西两级法院1999年和2000年的说法，李锦莲曾与同村一名女子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在断绝关系之后怀恨在心，便在县城买了桂花奶糖和鼠药，再将制作成的毒糖扔在路口。该女子的两名小孩吃了之后，旋即身亡。 进入侦查视野的李锦莲，接着被带到乡政府。长时间问话之后，李锦莲逃跑了。在他看来，只要躲一阵子，有关部门就会查清投毒者另有其人，他就可以回家了。 那是一段灰色的时光。李春兰后来才知道，逃跑的父亲白天躲得离家远远的，夜晚才“潜伏”到家附近，当看到家里在做母亲去世的法事，父亲远远地望着，抓着胸，黑夜里，想哭又不敢大声哭。 “父亲活得像野兽一样。”李春兰含泪打了个比方，“他吃就挖地瓜，没有换洗衣服，没有洗澡，身上还发着烧。” 没多久，李锦莲在家人的帮助下，前往检察机关自首。 形势急转直下，1998年12月15日，李锦莲被刑拘，七天后被逮捕。次年5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过了两个月，一审判决下来了：故意杀人罪，死缓。 这是个后来备受非议的判决。该案多名代理律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分析称，最明显的漏洞在于桂花奶糖，因为被指买糖的店铺否认曾卖给李锦莲桂花奶糖，仅称卖了白糖，而李锦莲的投毒过程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锦莲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极不稳定，且表示遭遇了刑讯逼供。 种种蹊跷之下，李春兰突然感觉，很多事情要由自己承担了。弟弟那时7岁，奶奶年迈，而她是家里相对有文化的人。想保下这个家，这名当年24岁的姑娘无疑要投入更多心血。 事情似乎即将终局，2000年5月，江西高院二审未开庭审理，维持了原判。 狡兔三窟式申诉 李春兰离家了。她开始“狡兔三窟”的生活。 早先，她在省会南昌打工，为的是离替父申诉的地方更近。她很快发现这不现实，有时，她一个月要请好几趟假，没有公司愿意长期忍受这一点。 生存阵地退缩到遂川老家。她在周边的乡镇租了一间卧室，又在另一个乡镇摆起了摊，卖些小玩意儿。具体是哪两个乡镇，李春兰几乎谁也没告诉。 “如果别人知道我在申诉，以后去上级反映情况的时候，可能我容易被一些工作人员拦着。”李春兰说，房东不知道她具体在做什么，自己也很少对亲戚提起申诉的事儿。 这个秘密行动的心脏，是她的一个宝贝箱子。那里边放着她所有的申诉材料。李春兰把它上了锁。 在遂川所属的吉安市，曾经的吉安地区检察分院刑事检察处处长章一鹏，退休后当起了法律工作者。李锦莲案发生在他卸任公职之后，用章一鹏的话来说，如果他在任，这个案子起诉不了。 看到电视节目里谈到冤错案等相关片段，章一鹏就会通知李春兰收看。 一审期间，他与另一名老律师朱中道曾为李锦莲作无罪辩护。章一鹏记得，为了作辩护，朱中道当年进村调查，在村里住了好几天。 如今，朱中道已去世，但李春兰依旧记得其中往事：带着卷尺进村，一点一点丈量几个节点的距离，最后绘制成案发现场图，试图证明李锦莲没有作案时间。 山很陡，只容一个人通行。朱中道那时已经年过六旬了。 朱中道曾在自己的一部分文集回忆说，退休后的律师工作，自己倾注了60%左右的精力、文笔和相当一部分经济在李锦莲案，“书写了约70万字的材料，发出一二百封快件和挂号(信)”。 李春兰也在奔波着。她不会用智能手机，却能打听到北京某所著名大学哪天晚上举办讲座，嘉宾是一名坚持报道一桩重大冤错案的记者。那桩案件平反了，李春兰也希望自家能成为下一个报道对象。 她找到了好几位人大代表，有时，她也忘了某个代表是怎么找到的了，只知道他们在帮助自己。 在北京的时候，她与好几人挤在一间，数十元一晚，周围都是怪味。门外，还有的人卷着一条布就躺下了。 “如果是父亲做的案，他绝对不会让我去帮他申诉，耽误我的青春。肯定不会。”漫长的岁月里，李春兰告诉自己，“父亲说，如果是他做的，枪毙他，他都没话说。” 她记得，上学时候，父母为她带的菜总十分丰盛；周围有人劝父亲，“不要上学了，女孩子上那么多学干吗”，但父亲坚持了，“他和我说，只要我能上，能上到哪儿，他们都会很愿意，而且很高兴”。这个只读过小学的男子老对李春兰说“世上惟有读书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