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爱情，还是历史？

茱萸在《玫瑰庄园》序言中说，“整个家族的轮廓，在诗中渐次得到了揭示。这是好小说的笔法，却因小琼的书写而洋溢着诗的气息。”这是颇有见地的，我更愿意把这本诗集当做一部长篇小说来看。作为长篇小说的诗集《玫瑰庄园》，从内容上来看，它更接近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贵州作家王华的《花河》，两部小说都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每个重要阶段。从结构形式上来看，它像是李佩甫的《生命册》和格非的《望春风》，这两部小说都采用了一种缝缀式结构。从叙事形式上来看，它让我想到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采用了典型的后裔叙述，从孙子“我”的视角，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

《玫瑰庄园》是一部近现代史，是一部心灵史，也是作为后裔的“我”的一次寻根之旅。 “玫瑰庄园”的命运，作为一种转喻，也就是与玫瑰庄园相关的人的命运，是一段历史。而“玫瑰庄园”重见天日，以一种语言的形式复活在诗歌之中，是作为后裔的“我”，通过遗物、记忆与史书进行发掘、收集、整理、缝合的一种时间修复术。昔日重现的玫瑰庄园在物理形态上似乎是繁华而辉煌的。而在精神形态上，却像是一座坟墓。庄园的主人祖父，在玫瑰庄园的生活是一种“死”的状态。祖父在玫瑰庄园的生活，在“我”的认知中是一种“过去”，这“过去”是祖父的“现在”，但这作为“过去”的“现在”，依然活在“过去”——“过去的过去”，祖父活在被时代抛离之前，活在时间的阻滞之中。祖父在玫瑰庄园的生活是行尸走肉的生活。玫瑰、大烟和女人只是他自我麻醉的凭借物。这种“活着”只是肉体感官的“活着”，恰是精神“死亡”的表征。这种精神的“死亡”，就是理想的破灭。

诗集的腰封上说这部诗集是“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五个女人的血泪史”，《玫瑰庄园》在这方面的呈现是一个女人（作为后裔的“我”：一个侥幸存活的女婴）追忆一群女人（五位祖母），但是，那群女人更多的是历史时间中的女人，而不是两性关系中的女人。在五位祖母与祖父的两性关系中，感受不到太多女性主义存在的空间。祖父的心病，还是理想、信念的失落，他的心，也不在五房太太身上。祖母们几乎都是向往爱情，而从未和爱情见面的哀怨女子。时代对他们的意义，远远在两性关系之上。不能说《玫瑰庄园》没有呈现女性主义的气息，但是在诗集的历史主题下，女性主义的主题是单薄的。对五位祖母来说，爱情是理想，命运是现实。生命个体的诉求在命运与历史中，有呼无应。

在诗集《玫瑰庄园》中，对女性的表现，除了女性与历史之外，还表现在女人与物、女人与时间的关系上。《玫瑰庄园》的单篇诗歌目录，就是一部物体系。如自然物：石头、月亮、云、雨水、玫瑰、鸟、雀鸟、飞鸟、秋草、花朵、蝴蝶、竹、树、石榴、枇杷、梅、星辰、落日、青枫；生活物：井、门楣、镜子、针线、册页、榫、笛、烟、猫等。自然物是天地自然运行的表征，也是人的生命体验的表征，这种体验是人面对宇宙和历史双重体验的产物。自然物是一种历史的见证，是个体生命与时代的见证。石头的孤单与忧伤，就是女人的孤单与忧伤。生活物的时间，更多的是历史时间。生活物的陈旧与腐朽，是时间流逝，也是礼崩乐坏的象征。“井”是生活资料，是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却成了人的葬身之地（大伯父投井身亡。《井》）。在诗集目录中呈现出来的生命体验，主要是人在历史中的生命体验。而人，作为与玫瑰庄园相关的人，尤其是祖父与祖母，更多只能是在那段历史中被动承受者。祖父在历史运动中，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却是自己前额上的头发（《斗》）。

我们能不能要求一个作家（诗人）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涉及历史的文学作品，有自己的历史观？这是一个问题。在读到荷兰学者安克施密特的《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意义分析》之前，我一直认为要求一个历史文学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观，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读过之后，我才蓦然发现，那是一种苛求。但是，这种期待作家有自己历史观的苛求，却一直盛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中国文学传统是重视历史的。所谓经史子集，“史”在文体中的地位一直高于“小说”“诗歌”。当代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历史题材。如果按照这种流行的苛求，来要求郑小琼的《玫瑰庄园》的话，她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呢？这是我替有些学者代问的一个问题。当然，一个作家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成为一个有历史观的文学家，这样的要求，有时候我是不忍提，对作家来说太苛刻了，我们似乎要求历史作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样的要求有多少意义，也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