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一个善良的、有抚养能力的、与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可以从不配做母亲、也不肯担负起母亲责任的人身边带走无辜的孩子，同时又不受道德谴责吗？
家庭作为为数不多的、不讲理的领域，滋生了社会道德领域绝大部分麻烦又似乎无解的问题。社会永远试图将“家”与温暖、爱、关怀等等贴心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并非如此。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种种麻烦事隔着所谓“面子”、家长权威等重重阻碍很难被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在一个崇尚“孝道”的国家，不肖不孝的罪名即便不是受到公权力的制裁，也会背负心灵上的重罪。 反之，剥夺“亲权”也是对家长权威的巨大挑战，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一个家庭中没有家长权威，对于泛儒家文化区域的东亚三国人民中的多数而言，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精神灾难。 一方面是社会对于剥夺亲权的诱拐、拐卖儿童犯罪恨之入骨，一方面又有许多亲子受这种孽缘的折磨。在《母亲》的故事中，日本儿童怜南和韩国儿童慧娜同病相怜。
韩国九岁女童金慧娜（许律饰）上小学一年级，生母是化妆品店的店员，同住一屋檐的还有生母的男朋友。 这个做长途运输的男朋友有多次前科，没活儿干的时候居家看电视、打游戏，生母下班晚，慧娜放学后到生母下班的时间里频繁遭受这个陌生男人的虐待，生母在情感上难以割舍男友，袒护男友虐童行为之余也会加入殴打女儿的行列中去。 遍体鳞伤的慧娜在学校成为被同学孤立、欺凌的对象，代理班主任姜秀珍（李宝英饰）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短暂的接触，很快了解到了学生被家人虐待的事实。热心的老师尝试改变慧娜的生存状况，也试图通过警方施加压力避免虐待再次发生，仍然未果。放心不下的姜秀珍在路过金家时发现了被装进垃圾袋放到回收垃圾旁的慧娜，痛心之下萌生诱拐女童的念头。
韩国版本延续了日剧版本的情节和人物关系设定，并保持了故事的大致走向，这意味着韩剧在过程和结局上都不会与日剧存在太大的出入，迫切想要知道结果的观众不妨了解一下日剧版本。日剧中打动人心的除了对何为母亲、如何做母亲以及法律与道德边缘问题的讨论，最动人的或许是有“天才子役”之称的芦田爱菜在剧中的表演，儿童演员的表演甚至被认为是《母亲》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并不尽然。 曾经执笔将英国作家莎拉·沃特斯小说《指匠》改编成朴赞郁导演电影《小姐》的韩国编剧郑瑞京改变了坂垣裕二故事的基调。 日剧版本虽然讨论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但整体基调却有着抽离现实的虚空感，即便是如此悲伤、令人心痛的故事，电视剧的色调也是暖融融的，就连生母男友涂口红的恐怖场景都有一种变态的暖意。 韩国版本将色调调冷了，对故事中的许多细节也做了更加贴近现实的处理，更加踏实，几乎完全排除了日剧中的梦幻感。日剧中爱笑的女童，在韩剧版本中更加吝惜笑容。代理教师时期的女主角有更多精神世界的展示，交代了她对待学生的更多细节，从一定程度上使得女主角“诱拐”行为的发生变得更加合理。
就一般情况来讲，大多数人生理上的母亲和社会意义上的母亲是同一个人，但在当下代孕、领养、收养等关系中形成的亲子关系，则需要面对社会意义上的母亲与生理上的母亲概念的分离。姜秀珍被生母抛弃、被养母视如己出，但是成年之后的姜秀珍仍然执着于自己的生母；金慧娜被生母虐待，被代理班主任诱拐，佯装母女，孩子的世界或许更加单纯，但同样无法完全弥合生理上的母亲和社会意义上母亲的概念。 从母亲的角度来讲，通常重“生”，从子女的角度讲更重视“养”，毕竟无论是生理上的母亲还是社会意义上的母亲，许多情况下也都不存在双向选择的问题，孩子体会最深刻的不是生命的源头，而是如何被对待。即便是在两个母亲身份合一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子女自我怀疑、主动断绝与母亲关系的情况。 就《母亲》中的实例而言，问题可能更多地归咎于母亲。如果金慧娜的母亲更独立一些、能够远离有前科的虐待狂就好了，如果金慧娜没有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就好了，如果金慧娜没有出生就好了……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研报告及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制作组的采访都显示，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陷入贫困育儿的状态，许多这样的女性为了摆脱贫困而和男性交往，怀孕之后被抛弃于是再度陷入贫困，恶性循环，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畸形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韩国的经济状况与日本类似，虽然没有官方数据证实存在类似的女性贫困问题，但也不乏个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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