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王占黑获得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是一个旨在发掘和鼓励具有潜力的青年华语作家的奖项，与王占黑一同进入终选的几位作家是张悦然、阿乙、双雪涛和沈大成。比起其他几位在文坛已颇有名气的作家，王占黑此前还只是一位在豆瓣上发表作品，仅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的90后。几位评委给王占黑的颁奖词写道：“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与很多年轻作家不同，王占黑的写作并不依赖于个体的成长经历和青春伤痛，尽管她也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基于私人经验，但她的私人经验的视角是向外的。她成长在浙江嘉兴一个老社区里，社区的主要居民是国有工厂的工人，她的目光就投向自己成长的社区，投向里面形形色色的人，而这些人多是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中年人和老年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的发展，在90后成长的年代，这些旧时国有工厂兴建的工人新村已经成了旧村，工人成了下岗工人，从事着“男保女超”（男性做保安，女性做超市收银员）之类的底层工作，年轻人离开了社区，留下的是数量庞大的空巢老人和新搬进来的外来打工者。 王占黑就为老社区里的这些人刻画了一幅“英雄图谱”：棋牌室里为下家拔刀相助而打架的保安（《麻将，胡了》）；老人病院里一起偷偷喝酒、约定一道死的老人（《偷桃换李》）；为女儿的婚礼准备好漂亮衣服却得知女儿不打算办婚宴的母亲（《美芬的故事》）；等待买断赔偿金的国企老工人，儿子搬进了大房子也领走了心头肉小孙女（《怪脚刀》）；到小区摆摊卖青菜的乡下人（《老菜皮》）……这里面呈现了下岗工人的落魄，空巢老人的孤独，代际观念差异给老人带来的心理落差，但却并不悲苦，反而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 现在王占黑是上海一所中学的非在编老师，租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工人新村中，是定海桥互助社的一员。她不仅关注老社区中的人，也关注着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老社区的衰落也伴随着熟人社会中一种人情的消逝和公共空间的消亡。在一篇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的书评中，王占黑谈到了夺回城市主权，“重新开拓不受商业支配的公共自治空间和空间内部较为稳定的流动和互助”，以及放弃“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丢掉“社会制度、国家机器和市场经济压在身上的种种债务”。这也是在挖掘老社区的同时进行一种新的社群和生活方式实践。 澎湃新闻对王占黑进行了一次专访，她以一个90后的视角谈论了江浙一带老社区的变迁，父辈的下岗，如何处理养老以及代际观念差异，以及资本社会中社区公共空间重建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我不倾向于说下岗就是一个创伤，失败的人是要被同情的
澎湃新闻：你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你成长的社区和里面的人物是你故事里的原型吗？ 王占黑：我住的地方，严格来说不算一个很典型的工人新村，但里面住的人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他们是拆迁户，就是从以前的各个工厂宿舍拆迁到了这个地方，里面基本上还是可以分成大概五六拨来自相同地方的人。当时有一拨国家分配的房子要拆了，但是你可以花钱去买商品房，那应该算是第一拨商品房吧。小区里面，楼房窗外有叫龙门架的晾衣竿，还有车棚，有一些是在底楼的，有一些是在楼房对面搞一个大通铺，所有人的二轮车都停进去，会有很多人在车棚里面开出店来，我不是常写那种杂货店、剃头店吗，这些都是自己开的，可能是没有工商执照的。我小说的原型不都是我们社区的，也有很多其他社区的，基本上是过去很长时间里认识的和听来的东西，但是后来其实会越来越不依赖原型。其实我觉得特意去讲我的小区不是一件我愿意的事情，可能还是不是很想让我住的小区特殊化，大部分小区都是差不多的。 澎湃新闻：你在创作谈里说你写作的是私人经验和私人世界，为什么你的私人经验不像很多青年作家那样是自己的成长经验，而是父辈的、他人的故事？ 王占黑：可能因为我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吧，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的简单，就是按部就班地划区读小学，划区读中学，然后准备高考，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我们也没有什么旅游，走亲戚也挺少的，没什么私人化的生活，也可能我不太擅长去思考一些抽象的东西，或者是辨析内心自我之类，就是平常挺爱瞎走瞎看。 澎湃新闻：你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都是90年代下岗的工人，“衰败的工人群体”是你关注的社会角色之一，他们大都在下岗后做起“男保女超”的底层工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你觉得他们是被时代抛弃和牺牲的一批人吗？ 王占黑：我觉得如果要说被抛弃跟被牺牲的话，每一代人都会有，他们的被抛弃绝对不是从下岗才开始的，早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文革不给读书了，是牺牲,在城里住的好好的，上山下乡，这也是牺牲，并不是说下岗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牺牲，所以我不是很想夸大这个东西。尤其是觉得，虽然大部分人都经历了这个下岗的过程，但是很快的他们就接上了，不管是去做新的工作还是做小买卖，有一部分人后来做小生意，也就过得挺好的了，并没有那种完全不行的感觉，可能因为江浙这边小生意做得还是挺好的，大家都能想办法来维持一份生计。包括有些叔叔伯伯们现在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打一份工，加上他尽管下岗，还是有退休工资的，他可以拿两份工资，所以其实到了晚年生活反倒是变好了，有点像熬出来的意思。这个经过是一个物理上的经过，就是他们见证了或者是度过了那个下岗的过程。 澎湃新闻：这一代工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前后的生活不会有很大的落差吗？他们会怀念过去的光荣时代，那种吃公家饭、分配房子的安逸生活吗？ 王占黑：我不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怀念一个公有制的集体生活，当然那个是舒适的，我倾向于他们怀念的是自己二三十岁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把自己年轻的岁月美化，而且那确实是他们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在于一个具体的历史年代。 但是对于我爸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改革开放前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生活虽然是单调的，但是整齐的，是干净的，安全的，他们老觉得社会变坏是因为改革开放，然后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什么职业都有，阶层也可以乱跳。从一个很整齐的秩序，蜕变成一个很乱的秩序，让他们觉得不好，因为在复杂的秩序里面他们掌控不过来，所以就会成为相对来说世俗意义上比较失败的人，但是在过去就不太有那么明显的失败跟成功的差别，大家都是统一的工人阶级。有些人会仇富，有些人会常常说，以前好现在乱，这个社会怎样怎样。但是我可能不太觉得这是一种落差，而是很多人都会站在现在，讲以前好，就好像很多90后说现在的00后怎样，80后说现在90后怎样，人总是会有一种看好过去，看轻当下的既定的思维，说多了就会变成一个群体的视角。 澎湃新闻：你称你小说中的人物为“街道英雄”，为什么称他们为“英雄”？个人在社会的变迁中怎样去完成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就是一种“英雄”的感觉？ 王占黑：以前会觉得他们比如说讲话声音很大，会跟人吵架，还会打架，像我家以前楼上还住那种黑社会，后来可能因为了解了历史，发现其实他们并不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种高大威猛、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有很多局限，比如说缺钱，比如一味的仇富，或是觉得以前国有制的社会好，发现了他们的很多不那么厉害的地方。用“英雄”这个词其实因为高中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后来就没有再改了，就觉得听起来好像精神抖擞的，因为每个人确实是生龙活虎的，没有病恹恹的。 对，完成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不管他是很穷，或是工作不稳定，他都会想办法完成自己的事，有些人在棋牌室完成了，因为那边也可以实现赢以及赚钱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虚荣的目标。也会有打斗，我觉得那个还挺英雄的，就是《麻将，胡了》里面那个人跑去为他的下家去打架，打完又不告诉别人，还挺像《英雄本色》低配版，他也是讲义气的，只是说在这种没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他这个义气讲得是很徒劳的，但是可能对他自己来说，这个义气好像很有脸面，我觉得那个挺英雄的，你想，《英雄本色》里的英雄也不英雄呀，不过就是一批小流氓古惑仔，他们也可以英雄，为什么社区的无业的或者是下岗工人就不可以英雄？ 澎湃新闻：你小说中还写到很多后来搬进小区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是怎样融入这些老社区的？ 王占黑：外来打工的人有很多，像那个送牛奶的人，大概从小学开始，我生活中就一直有一个外地的牛奶工，牛奶工这种工作好像通常只有外地的人才会来做，因为要起早摸黑，但是面孔一直在变，口音也一直在变，因为这个工作的流动性很大，有些人做着做着就不做了，所以你会感觉虽然你生活在一个熟人的社区，走来走去都认识，但是你的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不讲你们本地话的人，后来就越来越多了，比如修电瓶车的，他固定在这里搭一个摊位，也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的面孔固定下来，就成为了一个本地面孔。 我们这种小区里面很多人都把房子卖给或者是租给外来务工者，外来务工者中很多人都很能吃苦，很有干劲，所以差不多生活十年这些人都会变成小老板，如果跟他们有固定交往，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发家致富的过程，像那个牛奶工还有修车的，后来就自己买房子了，他可能在小城市比较容易扎下脚来，然后慢慢地累积财富，只要他肯吃苦肯干，都是这样的，而且他会渐渐地被小区里的其他人所认可。这种老小区的小市民，他们会带有一种最后的优越感，就是我虽然穷，但是我是本地人，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尊严，因为可能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还有穷和富之分，但是当他面对外地人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一种心理冒出来，这种优越感是天然的。但是一旦大家都成为了邻居之后，就会慢慢地相互帮助，就会相处得挺融洽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本地的居民也会有一点心生羡慕跟妒忌，因为看着人家一点点打工积累财富，过得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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