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知名印度裔英国作家、《愤怒的时代》（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作者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近日在英国《卫报》（2018年3月17日）上刊发长文，对于现代男性气质危机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梳理。文章指出，从莫迪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到特朗普的核边缘政策，各种有关男子气概的复古想法被大肆渲染，导致全球范围立场保守的男性群体体内的睾丸素激增，由此造成的后果十分危险。1969年出生的潘卡吉·米什拉被誉为是爱德华萨义德的继承人，他擅长以超越地域观点评析政治和文学，他的写作大多呈现西方文明下的东方世界变革，其犀利的观点、别具一格的叙事和构思方式，经常引发轰动和热议，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
枪杀甘地的凶手所赢得的这种道德威望只不过这场似乎是全球性的男性气质危机的诸多标志之一。即便在所谓的发达国家里，对于做一名男子汉意味着什么，各种被大肆渲染的复古想法也已经成为主流。今年1月份，曾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今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的加拿大励志作家乔丹·彼得森哀叹“西方已对男性气质丧失了信心”，并谴责女性信奉的“杀气腾腾的公平原则”（murderous equity doctrine）。 希望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富有争议的是，自从9/11事件以来，狂热地追求男性气质已成为西方公共生活一大特征，并成为了那位吹嘘自己的生殖器和核按钮、多次向女性伸出咸猪手的美国总统当政的预兆。《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佩吉·努南在9/11事件发生数星期后欣喜若狂地写道：“从9/11的灰烬中产生了男子气概的美德。”今天欣赏彼得森“豪言”的努南，当年曾为“有男性气概的男人、推拉各种物件的男人”的重新出现喝彩，比如小布什，她曾多少期望他“会撕开衬衫，露出胸口巨大的‘S’（超人标志——译者注）字母。”虽然这类激情迸发在当时是极为寻常之事，却帮助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不知所踪的小布什重新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位有冲劲的总司令（他变得过度自信，以至于打扮成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并夸赞托尼·布莱尔“有种”）。 随着英美建制派内部睾丸素激增，许多书呆子气的记者将自己幻想成了无所畏惧的勇士。彼得森的另一位仰慕者大卫·布鲁克斯立下誓言：“我们会意外毁坏无辜的村庄，耸耸肩膀，随后继续战斗。” 在西方，随着男子气概的美德声势看涨，针对女性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其凶猛的程度，变得几乎不亚于为解救不幸的穆斯林少女而在国外所发动的战争。在《男性气概》（Manliness，2006） 一书中，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谴责职业女性，称其暗中破坏了男性的保护性角色。自称为新帝国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则哀叹“女孩子们不再玩玩偶了”以及女权主义者造成欧洲人口数量下降。更不加掩饰的是，芭芭拉金索尔弗写道，诸如卡莎·波利特、苏珊·桑塔格和阿兰达蒂·洛伊等少数公开对这种好战性提出批评的女性“被绑在柱子上被众人鞭打”，用“像婊子、傻瓜、蠢货、白痴等词语”。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刊发的有关处于反恐战争时期的布什政府的图片故事则对这位美国总统具有男子气概的沉着冷静大加赞扬，并盛赞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坚如“磐石”（The Rock）。 毫无疑问，部分后9/11时代的性能力主义（cocksmanship）是被奥萨姆·本·拉登对于美式男子气概的毁谤——即自由和勇敢已变得“柔软”和“虚弱”——所激发起来的。在越南战场上所遭受的耻辱也催生过诸如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那样的男性气质的卡通式想象。历史上享有特权的男性由于觉察到来自于女性、同性恋者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竞争而深感不安，这也是事实。在1990年出版的《性的无政府状态：世纪末的性别与文化》一书里，伊莱恩·肖瓦尔特就描述过19世纪末女权主义者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成果在许多男人当中所引起的这种巨大恐慌：“对倒退和堕落的担忧、对围绕性别、种族、阶级和国籍之类的定义实施严格的边界控制的渴望。”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已经警告要留意女性这种“不断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力量”，“像攻无不克的军队那样攻占新领域。” 作为肌肉自由主义（muscular liberalism）最初倡导者的施莱辛格，出于对“被阉割”的美国男性及其对“受压迫者的女性化迷恋”的愤怒，渴望美国历史上“是男子汉且从不对此进行反思”的“拓荒者”。 今天，现代西方这些威严的男性制造者们正被迫反思很多事情。较之于以往，男女同性恋者更加自由地爱其所爱并与其结婚。女性期望在职场、家中和床上获得更多的自我实现。特朗普的手里或许握有最大的核按钮，但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以及旧式大规模制造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技术和自动化可能带来淘汰那些推拉各种物件的男人的威胁——这在西方是最具破坏性的事情。
很多白人直男觉得自己受到“傲慢的”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权主义者的围攻，更不用提及同性恋健美运动者、男性化女人和跨性别人士了。毫不奇怪，他们很容易被彼得森“传统家务分工”的明显破坏已造成“各种混乱”的观点所影响。在现代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大国里，对于男性成为少数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已经导致人们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政治里。在英国，象征着受到控制的帝国力量的自命清高处乱不惊的英国式绅士，已经让位于诸如鲍里斯·约翰逊那样口无遮拦的脱欧派。右翼记者道格拉斯·默里，给英式男子气概写挽歌的诸多作者之一，哀叹“被阉割了的广大意大利人、欧洲人和西方人”，并因其“提醒西方注意到我们自身的伟大之处”而推崇特朗普。而实际上，无论是用核焚烧威胁朝鲜、贬低残疾人，还是对女性伸出咸猪手，这位美国总统都在证实现代历史中的某些赢家为了维持自身的特权感将不惜做任何事情。 不过，在西方，对野蛮男子气概的盛大展示，以及对另类右翼分子们称之为“绿帽男”（cucks）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疯狂嫌恶，不仅仅是对上述傲慢的懦弱者的回应。这类对超男子气概（hyper-masculinity）的狂热维护在现代历史上再次重现。它们也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文化。本·拉登相信穆斯林“被剥夺了男子气概”，通过摧毁美国力量的阳具象征即可恢复。和声称维京武士是其祖先的挪威大屠杀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一样，以哈里发名义实施斩首行动和强奸无辜俘虏的伊斯兰国披黑头巾的青年志愿人员显然是走向了精神失常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案例。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对本国女性反叛者声称：“我们不会杀掉你们。我们只会射击你们的阴道。”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群体，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头领们似乎痴迷于证明——如他们中有人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所宣称的——“我们不再是阉人了”。 今天，对于去势和阉割的各种病态想象、文明的没落和衰败，将戈兹、施莱辛格、拉登和特朗普以及其他众多负隅顽抗的大男子主义的倡导者们联系了起来。他们易受关于“软弱”和“被动”的女性气质、“硬朗”和“主动”的男性气质的各种陈腐隐喻的影响；他们怀恋那个男人们对于做男子汉无需反思的时代。而且，无论是印度教沙文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自我形象都建立在对女性的鄙视与排斥之上。仿佛幻想中的男性优势唯有在和幻想中的女性弱点进行比较时才能被最令人满意地衡量。因将女性等同于性无能和被沦为绿帽男的恐慌攫住，这些充满怨恨的愤怒的男人成为一场正在蔓延且看似无解的男性气质危机的症候。 这场危机始于何时？它为何似乎不可避免地是全球性的？在撰写《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一书时，我开始认为一场持久性危机正悄悄接近现代世界。它始于19世纪，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转变：农业和农村社会被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所规定，而后严格按照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被组织起来。而这场危机今天之所以看来是普遍性的，则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时，西欧和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织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之网已逐渐覆盖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 做一个男人或做一个女人，总有许多种方式。来自世界上极为多元的前工业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持续揭示着生物构造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链接，男性气质与充满活力的男人之间，或者女性气质与被动的女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联系。英国殖民主义者憎恶地发现，印度人尊崇诸如迦梨（Kali）那样好战而且性欲极为旺盛的女神，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像克里希纳（Krishna）那样吹长笛的游手好闲者。大量的印度文学作品为性别无常的男人和女人作证，精英和民间的传统都不乏雌雄同体和同性性爱的题材。 这些自然的传统在19世纪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当时，由剥削和排斥所构成、并按照性别和种族分层的社会成为世界最强者；而诸如国家建设、城乡迁移、帝国扩张和工业化这类现代性的深刻冲击急剧改变了人类所有感知模式。一种由男子气概的和非男子气概的所构建的人类等级制度在许多社会里早就存在，但此前并未成为中心。19世纪期间，这种等级制度开始被普遍强加，男性和女性被限制在各种特定的角色之中。 在西方至上主义版本的历史里，现代西方成为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的保证人。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Sex and Secularism）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观念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并无二致。伊曼努尔·康德以缺乏实践理性、个体自律、客观性、勇气和力量为由轻视女性。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子拿破仑相信女人应留在家里生儿育女。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曾为全球许多国家制定臭名昭著的要求女性服从父亲和丈夫的法律提供了灵感。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赞扬女性，“她们有着重视家庭幸福高于一切的良好见地”，而且，她们“太聪明以至于不会为政治皱起眉头。”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这类偏见帮助排他性的男子气概理想取代了传统父权制。 基于这类理由，女性被剥夺了参与政治资格，被迫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居于从属的角色。流行心理学家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坚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哀叹彼得森所谓“传统”分工的丧失，却拒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和扩张主义的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分工，或监督社会的白人直男认为女性由于她们身体或智力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于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等任务。女性的身体应该是用于生儿育女以及捍卫家庭、种族和民族的未来；男性的身体则应用于劳作和战斗。做一位“成熟”的男人意味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并且履行自己作为养家者、父亲和士兵的职责。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说，“当男人害怕工作或者害怕正义的战争，当女人害怕当母亲的时候，他们就在灭亡边缘战栗。”随着19世纪继续向前推进，许多有关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定演变成了永恒真理。正如彼得森粗暴的粉丝们所展示的那样，较之于同样以“天性”或伪生物学为基础的关于种族不平等“真理”，上述基于性别的“真理”在今天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支持。 斯科特指出，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界定的这些性别差异模式事实上有助于确保“西方各国相比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他者们’的种族优越性”。“白皮肤与各种‘正常’社会性别制度相联系，黑皮肤则与不成熟和性变态相联系。”英国人由此断定崇拜迦梨女神的印度人是一个缺乏男子气概的孩子气的民族，因而不应为自治的想法皱起眉头。中国人，包括生活在西方各地唐人街的中国人，被普遍认为是梳辫子的懦夫。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即便是基督教徒强大的老牌对手穆斯林，也被嘲讽为可怜的“女性化的”。 甘地明确地颠覆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们（以及他们在印度的模仿者们）的这些性别偏见：即女性气质就是缺乏男性气质。拒绝像西方那样将统治者等同于男性至上，将从属性等同于女性的顺从，她提出了一种基于严格的自我反省和母性柔情的行动主义政治。这种拒绝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但是，他能够看到男性的权力欲多大程度来源于将女性他者作为退化的人的幻想——某个被压制、被支配的人——以及这种病理学多大程度上感染了现代政治与文化。 这种偏见最为阴险的表达，是对被视为女性化而不配为人者的征服与剥削——这种暴力在19世纪里已变成常态。对于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要成为一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即使是眼光敏锐的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也期盼他的法国男同胞们实现他们“尚武的”和“阳刚的”的本性，在北非彻底击败阿拉伯人，让女人们去处理那些家庭生活琐事。 随着19世纪的推进，对阳刚的追求因为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和机械化等不可控制的、去势的现象而精神上连遭打击的男性中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一种强壮、无畏的男性理想逐渐在强健的自我、民族、帝国和种族中浮现。实现这一艰巨理想需要消灭所有女性化的怯懦和孩子气痕迹。失败激起自我厌恶——以及对恢复暴力的渴望。戈尔·维达尔曾经指出，由于被人用“懦夫”“奥斯卡·王尔德”等这类无男子气概的绰号嘲笑，罗斯福试图通过“具有男子气概”的活动来克服“他身体的脆弱性”，“而其中最激动人心又最高尚的便是战争。”任何时候对同性恋者的憎恨和对诸如王尔德等的献祭牺牲者的狩猎，都不如欧洲帝国主义发展最猛烈的这个阶段那么邪恶和具有组织性，这绝非巧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