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的方式理解当代家庭模式变迁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名著《家庭论》出版。作为经济学历史上引用数量最高的著作之一，贝克尔将以下问题一股脑地纳入到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之中：从婚配制度的历史演变，到吸引男女组成家庭的动因；从两性在家庭事务上的分工选择，再到他们如何决定生育数量与抚养方式。之前，人们以神秘莫测的爱情之名歌咏家庭，借崇高璀璨的亲情之名赞颂家庭；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家庭的变迁。

近40年过去，众多研究者合力以贝克尔的进路研究家庭，日益将《家庭论》中的分析方式“发扬光大”。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家庭模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传统的理论有的因此需要修正，有的则需要细化；同一时期，计算机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我们收集和使用家庭相关的数据的能力。30年以前，我们几乎没有家庭的闲暇数据；30年以后，借助社交媒体及移动通信数据，我们甚至能够知晓家庭节日聚会时晚餐持续了多久——这一点能够反映出家庭内部联系的密切程度。借助海量的新资料，学者进一步勾勒了家庭的“细处”轮廓，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新模式。

2014年，由Brownings、Chiappori和Weiss三位学者合著的《家庭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amil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都是这一领域的资深研究人员：Brownings现任牛津大学教授、谢菲尔德学院研究院，在生育决策、家庭内部消费差异及家庭内分工等方向发表过许多研究；Chiappori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席教授，研究堪称遍及家庭经济学的所有分支方向；Weiss是特拉维夫大学的讲席教授，在结婚-离婚决策及生育选择等方面耕耘颇多。总结这一领域，很难找到比这更合适的“三人组”了。

《家庭经济学》的内容颇为丰富。首先，作者用很大篇幅总结了近年来家庭模式的变化，点出了理论需要解释的方向。接下来，作者分两个部分扩展贝克尔建立的理性选择理论，细致介绍了建模家庭的方法。第一部分的关注点是家庭内部：是什么激励了个体组成家庭？组成家庭之后，双方如何划分婚姻带来的收益？这些问题，和近年来社会讨论的许多热点密切相关：比方说，许多男女相互指责对方结婚“没有诚意”，在婚前拿出的财物数量不够；结婚以后，指责对方懒惰、认为双方责任划分不公的相关言论也越来越多。书中介绍的各类集体决策及讨价还价模型，是我们理解这些现象的“利器”。

第二部分的主旨是婚姻市场：从个体角度看，男女对心仪的配偶有哪些标准，他们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型”？从整体角度看，当代的婚姻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模式？搜寻理论和匹配理论——诺奖已经认可了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的贡献——的发展，同样为我们探讨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将以上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回答有关家庭的方方面面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想结婚？为什么他们越来越不想生小孩？为什么离婚率和再婚的比例都越来越高？诸如生育补贴、家庭保险等公共政策，会对社会造成哪些影响？理论以外，书中还为深入这些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工具。

本文将大致按照以上顺序概览《家庭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介绍过程中，尽量淡化其中技术性较强的内容，尽量突出推理的直觉以及相关的实证现象。这会导致书中的许多精华内容无法得到展现：例如，书中对建模技巧做了许多讨论。讨论特定现象时，如何取用适当形式的模型；如何综合多个假设，建立综合性较强的模型等，这些都是相当重要、却又在有限的文字范围内难以凸显的内容。书中还包含不少统计学方面的介绍：比方说，给定哪些条件，我们能够识别一个特定的经济学模型？这或许是评述方法论导向的好书时难以避免的遗憾；不过，仅仅“管窥”，也足以揭示本书的精彩之处。

“自然状态”的消亡

近年来婚姻模式的新动向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都将男女结婚视作“自然的状态”：在东方，最好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双双把家还”；在西方，上帝看见亚当，也会说出“那人独居不好”。然而，自1950年代以来，这一程式已经不再是“金科玉律”。根据三位作者收集的各国数据：19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寡居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群中的结婚率出现了显著下降，始终不婚或离婚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加拿大为例，不婚比例在30年间从15%上升至19%；同期，离婚的比率也翻了一倍，从约4%增加到7%。英国的不婚比例在 30年间从 14%上升至约23%，离婚比例也从4%上升到约10%。也就是说，找一个时间点去看全体社会成员的婚姻状态，处在婚姻状态中的比例显著减少了。相应地，同居的比例大幅增加。

另一个观测婚姻变迁的角度是追踪个体：在传统、保守的社会中，个体通常较早进入婚姻，之后不会轻易更换结婚对象。经历多段婚姻的比例相对较低，社会对这类人群的态度也比较消极。同样是1980年代后，各国年轻人婚姻模式日益与老一辈间出现差异。首先，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同样是来自大范围社会调查的数据：1930-1940年代出生的男性中，接近一半会在24岁及之前结婚；女性结婚的时间更早——22岁之前，她们的一多半已经叩开了婚姻的殿堂。等到1960-1970年间出生的这一代，男女间婚龄的差异不再有如此大的差异。同时，24岁以前结婚的比例也下降到20%出头。其次，随着时间推移，结婚次数多于1次的人群比例也在显著增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婚姻都没有之前稳定了。

在结婚比例下降的同时，缔结婚姻的男女，彼此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具体而言，1970年代至2010年前后，夫妻双方的教育背景始终保持较强的相关性：将两边的教育年限拿出来做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始终保持在0.64到0.65之间。不过，有一点变化相当明显：双方教育程度相当的配偶比例长期保持稳定，一直在50%；然而，嫁给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的女性的比例在上升，从20%增加到了30%；相应地，嫁给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男性的女性在减少，从30%减少到20%。女性整体学历的上升可以解释这一点。此外，夫妻双方收入的相关系数出现了显著上升：从1970年代的0.2，蹿升至2010年前后的0.4。

家庭内部的情况如何呢？得益于新的数据源，三位作者可以做非常细致的观察：首先，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发生变化，但速度十分缓慢。整体来看，相比1975年时，各国男女的工作时间都在下降、闲暇时间在延长。男女每日平均工作时间的比值在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下降——和教育一样，在劳动参与方面，男女变得更加平等。然而，如果家庭中育有儿童，男女间的分工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1975年时，如果家中有5岁以下的儿童，诸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女性通常选择完全退出职场。此时，她们每天的全职工作时间甚至还不到1小时。至2003年，当家中有5岁以下孩子需要照顾时，女性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只有2小时左右（相比之下，男性的工时大约在5-6小时之间）。一直要到孩子长到17岁以后，女性才能放手在职场工作。尽管家用电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减少了女性花在烹饪、洗衣等方面的时间，但多余的闲暇几乎完全被“照料孩子”这项事务占据了。